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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脸谱化
在历史学家的眼里，这不是历史研究的资料突然多了，而是人们突然开始想起来追问那些已经被忘却了的人。
比如丁默邨，一部大众电影就让人们对那些之前早已经被蒸发了的汉奸，重又活了，人们重新对这些人的历史审视一番，竟有了更加饱满的认识。原来丁默邨早年也追随过共产党，只不过后来背叛了革命，原来当时在上海的汉奸背景并不单一，他们既投靠日本也与重庆暗通款曲，有些还和共产党私通联系，脚踏三只船，为自己留后路。
人们越追问下去就越会发现，这类在中国近代史上只露过一脸，随即消失的人竟然如此的多，数不胜数，而且很多是当时相当重要的人物。
这些问号埋在外国人心里，埋在国内历史拥趸的心里，也同样埋在历史研究者的心里。
作为国内的历史研究者，很多人就是为了追问这些被忘却的人，才走上民国史研究领域的。比如陈红民，他是1984年大陆的第一批民国史研究生。他选择民国史研究，完全是机缘巧合，当时整个民国史研究一片空白，学生们对民国史发生兴趣，而手头的材料只停留在中共党史里。
陈读中共党史发现，胡汉民当时是国民党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一大的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南京政府的立法院长。可是到了1931年之后，和蒋介石约法之争被软禁，就突然在历史中消失了。在此之前这个人角色很重，在历史教科书里都能看得到。可是后来这个人到底怎么了，就没了，好像在历史中蒸发了一样，现有的史书里没有交代，完全找不到任何材料。陈当时就很好奇，那时候还是很年轻，就是很想搞清楚，胡汉民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到了后来怎么样了，都干了些什么。
为此，他下了功夫追寻了很久，写了一篇有关胡汉民的论文。之后，到底让他找到了真相，胡这个人不止是活着，还活得挺充实，而且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不仅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还抗日，这个角色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教科书中莫名消失，就是他比蒋介石反共还早，是个老右派。后来胡汉民还死在了广州，在文革的时候，墓被毁，上面还盖了房子压着，生生世世不让抬头。而作为一个研究民国史的研究生，陈红民这些竟然都不知道。
陈走近胡汉民，才发现胡汉民这个人反共归反共，右派归右派，但他也反蒋介石，也抗日的，至少还是可以褒贬的，这让他第一次看到了评价历史人物不应只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角度去看待。
论文发表在《历史研究》，当时民国史研究的前辈李新先生看到后，觉得这样的民国史研究有突破。组织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当时正是1985年。也是那一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胡汉民另建了新墓，算是重新盖棺。
和陈红民经历差不多的还有吴景平，吴走入民国史也是源于研究生阶段，当时他研究国民政府转向抗战的经济原因，整日接触民国年代的经济、政治、外交文献，里面经常会出现宋子文的名字，绕不开。
这个人跟胡汉民还不一样，在那时候，人们对宋子文基本已有定论。对他的论著和文章很多，大致的帽子是：四大家族的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英美派的代表、内战罪犯。
很明显，宋已经是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
但吴景平在研究中却发现，宋子文的功过是非被简单化了。那时候褒贬历史人物，史学界喜欢用10分法，政治划线，干一件好事，加一分；做一件坏事，减一分。最后像写学生鉴定一样给这个人物盖棺评价，花个黑白脸。对于宋子文，便是这样，他对历史起过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作用，但同时在一定时期里他也有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
但后者，在简单的分类中却被日益湮没了。
后来，吴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中特别讨论了宋，写了一本《宋子文评传》。在这本书里，吴为人们展现了另一个层面的宋子文，一个国民党内部的务实开明派，一个对近代财政金融制度，对遏止日本对华侵略、寻求国际援助、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曾作出重要贡献的人。这其中任何一条拿出来，在当时都足够颠覆。
初涉民国历史的研究者越是追问就越发现，这种在民国历史中曾经举足轻重，到都来莫名蒸发的人物，竟然如此得多。这些人物在历史教科书里既没有本纪，也没有世家、列传，即使是奸佞传也是那么脸谱化的寥寥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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