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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书民国史
一系列的人物热自然引起了问题热。到了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抗战问题升级成为社会热点。有关抗战的影视作品铺天盖地。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首次提到了抗日正面战场的作用。
这在之前是从未有过的。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从来都是历史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所在。台湾学者认为中共是游而不击，大陆讲国民党是一击就溃，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在大陆的抗战史也只讲敌后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讲得很少。到了岛内教科书就是只讲正面战场，不讲敌后，说共产党就打了个平型关和百团，典型的游而不击。
这其中，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军事博物馆抗战馆内容的改变，首次引入了对正面战场的描述，另一个就是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建立，这两件事加起来，对大陆抗战史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
到了1987年，抗战40周年的时候，两岸学者就已经对抗日战场有了一个比较宽容的认识，彼此都能提了，不像以前支吾不言。当时，大陆出过一本书，叫《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对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重要的22个会战，逐一做了叙述。当时，反响很大。
1995年，在台湾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研讨会，此时双方都比较实事求是，很多问题都达成了统一认识。有了一个互相肯定的过程，这是一个标志。
到了2005年，媒体才把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中的贡献逐渐提了出来，引发影视作品的民国回潮。从学界的认识到社会层面的认可，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整整走了20年。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心痛不已的是，有时候人们会把人为的吊诡，演绎成历史的复杂；而把真实的历史，简化成口号。
历史学家们发现，在上个世纪末对于民国史研究形成的一些共识，到了历史教科书里，改变却是微乎其微。历史知识的普及层次很不均匀。学界是一回事，教科书里又是另一回事。
陈红民曾经很多年在教育部担任高考命题的成员，之前他很少注意中学的教科书，但是在那段时间，他仔细翻了翻中学的历史教科书，才发现中学的教科书离他们的学术界晚了至少有20年左右，离我们的社会思想晚了至少10年，基本的概念都没变。那里面依旧不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也不是传播常识的载体，它还是道德教化的工具。而且陈越来越发现，在历史教科书里，这种真相的倒退还在加重。
教科书的不断反复，致使历史学者们不得不对社会上的民国热保持冷静。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国热潮从来都存在着不止一个镜像，一个是学术中的，它有时候离真相真的很近，有时候走得又很远；另一个是存在于教科书中的，它永远都保持着对历史真相的雾里看花。再一个就是存在于世俗世界人心里的历史，它最为诡异，有时候是传奇，世俗的不堪一击，而有时候又是《色戒》，真实得让人们不忍卒睹。 (本文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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