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看台北向来似乎是都冷眼旁观。他对台北的感触那样敏锐；台北的空间，台北的人物在他的镜头下被嘲弄、被怜悯。但是他总像是外科医师一样，锐利的手术刀解剖病人的身体，准确却有点冰冷。
他的几部关于现代台北都会的影片，从《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份子》到《独立时代》，就像我们随着台北的发展，无意间在街头瞥见的一段段生活。即使是在《独立时代》中，台北这个愈来愈资本化、国际化、后现代化的都市，被呈现成愈来愈混杂、荒谬、疏离、冷漠、迷失与堕落，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逻辑一览无遗。然而杨德昌对台北这样一种荒诞的现象所呈现的态度似乎只是远观，有些同情，但更多的是在插卡的标题与卡通化的人物中所作的嘲讽。
但是这回杨德昌对台北的不忍之情表露无遗。
在《麻将》里，他透过一群在都市的金钱游戏中逐渐丧失人性的年轻人，以他们受伤的、迷失的、愤怒的声音，直接地表达他对于台北这个都市与这个时代的感受。他也透过外国投机份子充满帝国主义意识的自白，间接地表达他对于台北在跨国资本主义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所结合的侵略势力的厌恶。财富累积的虚空、尔虞我诈的自食恶果，以及人们的无知促使悲剧的一再重演，似乎都让杨德昌不忍再看见下一代在这个商品化的都市中继续沈沦下去，于是毅然挺身直言，试图为台北指引一条明路。大家都知道杨德昌的电影总有些说教意味，但是《麻将》成为他所执导的影片中情感最直接，讯息最为明确的一部
电影：金钱是致使台北堕落的诱惑，良心与爱则是这个时代最后仅存的救赎。否则在一代一代的恶性循环里，人性的泯灭、台北（台湾）的沦亡将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为了表达这个讯息，杨德昌在《麻将》里一反先前影片中所维持的布雷希特戏剧式的疏离，改采类似希腊悲剧式的剧情发展，让剧中的“英雄”角色在信心满满的都市飞行中坠落、饮恨，乃至最终体认错误，藉此给予观众一场心灵的洗涤。
影片的叙事围绕着绰号“红鱼”的富豪公子发展。红鱼隐喻着九０年代利欲熏心的台北：大家都在动别人的脑筋，却毫无感情。从影片开始，在都市里红鱼与同伙便为了赚钱或是其它原因一个接一个地去诈骗别人（Jay、艾莉森、马特拉与安杰拉）。透个几个角色重复的欺诈与剥削行为，影片强调现代台北在商业化与国际都市化的过程中逐日加剧的人性沦丧（红鱼重复父亲，邱董重复陈富豪，小活佛重复红鱼，安杰拉与二位女友的三人组重复红鱼的四人帮）。他们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红鱼自号称台湾第一号大骗子的父亲处得来的秘诀：动脑筋，不要动感情。尤其是红鱼、香港与牙膏以娴熟的戏码欺骗艾莉森。
与众人做爱的一幕，其匪夷所思已经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步。观众不仅会瞠目于艾莉森的无知任人摆布，也会讶异于这群青少年竟然可以将一个人的感情与身体视之如无物，随意欺骗玩弄。当香港拎着艾莉森的内裤出现表示伎俩得逞时，整个台北都市的危险与诡诈性质，表露无遗。影片中一组一组类似的诈骗的重复情节，让《麻将》打破台湾新电影以来的不讲求戏剧性的写实风格，令观众清楚地感受到导演传达的讯息。
整部影片所要强调的似乎就是台北都市中人际关系的严重商品化。每个人在他人的眼中莫不变成钱的代号，女人则还有一项附加价值就是性。在亲子关系上，我们看到红鱼在父亲的精心教导下，完全排斥感情的表达；他与父母的亲情关系说是“生意伙伴”似乎还来得恰当些。在感情关系上，我们看到香港在红鱼的调教下，将艾莉森当做性玩具，而他最后也被安杰拉当作性玩具。牙膏的名言：“跟女人亲嘴会倒霉”更是完全拒绝感情的投入。另外，《麻将》更将台北面临的商品化的问题扩大到国际关系上。外国女子姜姐所从事的色情事业与马可仕的帝国主义心态，也都显示杨德昌痛心台湾在国际势力眼中只是
一块有巨利可图的大肥肉。二人利用台湾的急速的国际化与资本化（HardRock餐厅与成为台湾文化帝国主义的病征之一，法国马特拉公司更在片中被点名批判）所带来的介入机会在台北大捞一票，却对这个土地与人民毫无感情。
杨德昌透过陈富豪的殉情自尽、香港的痛哭、以及红鱼的杀人来指出这种人际关系可能导致的结局，强调台北盲目贪婪的金钱追逐终必自食恶果。红鱼的父亲一生钱来钱去，骗人无数，最后深觉其中的虚空，在走投无路下而与情人一同选择死亡；香港玩弄寂寞富家女艾莉森的身体与感情，却在被红鱼指派去勾引香港少妇安杰拉之后反被玩弄才惊觉自己主体的失丧而哀嚎。此时俯瞰的长镜头拉出灯红酒绿的台北夜空，香港的哭声彷佛是杨德昌对台北现代社会这个祸首的控诉。然而，更强烈而直接的控诉接着透过红鱼完全失控而绝望的行为和话语表达出来。红鱼在父亲死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完全活在错误之中，愤而枪杀隐喻其父亲的邱董，继而举枪欲自尽却已无子弹。红鱼在空屋中、血泊里失声痛哭的这一景，深刻地表达了杨德昌对于这一代青少年所受到的扭曲与戕害的忿怒与不忍。
于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影片会安排纶纶与法国女子Marthe（也叫做“马特拉”，却是可爱而非可恶的马特拉）的恋爱情节与结尾在台北街头深吻的镜头﹣﹣由于他们二人拒绝商品化的人际（与国际）关系，拥抱爱情，使他们成为台北的希望所在。纶纶及马特拉乃是片中唯一跳脱恶性循环重复的二个人（纶纶对于马特拉动感情而不愿对她“动脑筋”；马特拉则是最后在听到马可仕充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心态后选择离他而去）。二人最后好莱坞爱情电影式的、有些不太自然的相遇与长长的深吻镜头其实与情节的发展并无太大的关连。表达的反倒是杨德昌对台北以及现代社会的期望。
杨德昌并未对这个都市完全绝望。他一反先前所拍的影片中不太介入的态度，提供了台北一个希望的窗口。就在台北一味地追求现代化、国际化，本地与西方商人、投机份子一同蹂躏这个都市之际，杨德昌似乎在说，纶纶所代表的良心与爱才能挽救台北的沈沦，他（不是红鱼或香港）才是下一代应当认同的典范。这个象征着国际交流的深吻也似乎是在寄望国际的资本与势力能像这个怀抱着爱的马特拉一样（不是像马可仕或是姜姐），带着善意与互惠的心与台湾结合。
这个期望或许有些天真。然而杨德昌迫切的心使得影片不论在形式上与内容上都是一部高潮迭起，十分“好看”的电影，对台湾社会问题的剖析更是一针见血。要知道为什么向宋七力这种骗子能够在台湾瞒天过海、大小通吃，刮刮乐这种骗局为什么能够层出不穷、百试不爽，只要看看《麻将》就明白了。
如果像《麻将》这样一部精采而又与台湾社会息息相关的电影依然沦落到只能在四家戏院上映，然后才几天就迅雷不及掩耳地下片的地步，那么我们只能感叹地跟杨德昌说，你可能真的是太天真了。
不过，德昌兄，真的谢谢你为台湾拍出这些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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